编者按：作为我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的老舍先生，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上世纪20年代，老舍居于伦敦期间，曾帮助国外著名翻译家ClementEgerton翻译了我国小说史上的巨著《金瓶梅》；其在伦敦的居所St.JamessGardens，也被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列为“英国遗产”；作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老舍还录制过灵格风汉语声片教材，用灌制唱片的办法教外国人发音和会话，这一箱汉语教材的正式名称是《言语声片》，在世界上流行于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

　　最近驻上海的英国记者马尔科姆·穆尔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一篇报导，说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本年3月25日在香港将经典《金瓶梅》首次搬上了舞台。文中提到《金瓶梅》的英文译本，而且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即这位英文翻译者在译文中将不堪入目的七十处性描写译成了拉丁文。

　　这篇报导涉及到的《金瓶梅》译本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事情发生在伦敦。

　　当时来自北京的年轻讲师舒庆春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他和英国朋友艾支顿(ClementEgerton)合租了一层楼。艾支顿当时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华语。两人之间有两个约定：一是互相交换知识，彼此学习，舒向艾支顿学英文，艾支顿向舒学中文；二是两人协商好合租一处住房，房钱由舒出，伙食费由艾支顿出。达成协议后，艾支顿便找了房，房子在伦敦西部霍兰公园(HollandPark)附近的圣·詹姆斯花园(St.JamessGardens)31号的二层楼上。他们在此处合住了三年，由1925年春到1928年夏。

　　艾支顿是一位有才华的翻译家，他会五种语言：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还有中文。他当过教员、入过伍，一战时升为中校，在认识舒庆春时他接受了一项重大的翻译任务，就是将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翻译成英文，但是他的中文程度令他胆怯，他决定请当中文讲师的舒庆春帮他的忙，如果两人能住在一处，恰好可以就近切磋，除了相互学习语言之外，还可以解决中翻英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艾支顿用了五年的时间将《金瓶梅》翻译成英文。书于1939年正式出版，英文名《TheGoldenLotus》(金莲)。以后再版四次(1953、1955、1957、1964)。书出得十分讲究，四大厚本，绿色羊皮面，烫金脊。书的扉页上郑重地写着一行字：“ToC.C.ShuMyFriend”。“C.C.Shu”就是舒庆春，是老舍先生的原名，他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时就用的这个名字。

　　“在我开始翻译时，舒庆春先生是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没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永远感谢他。”

　　有趣的是，如上所述，艾支顿在书中将《金瓶梅》中露骨的性描写释成了拉丁文。一般的英国读者看不懂拉丁文。于是，曾有一位调皮的译者，故意将这些拉丁文翻成一本小书专门出版。直到1972年，艾支顿才将拉丁文处一一翻成英文正式出版了《金瓶梅》的全译本。

　　奇怪的是，老舍本人，对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只是1946年在美国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了艾支顿的《金瓶梅》英译本。在这次名为《现代小说》的演讲中，他高度评价了《金瓶梅》，说它是“明代最杰出的白话小说。”“在我看来，《金瓶梅》是自有小说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金瓶梅》用山东方言写成，是一部十分严肃的作品，是大手笔。”

　　1997年11月7日我首次访问英国时，曾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档案部和中文图书馆参观。当时图书馆里有三套1939年的《金瓶梅》英译本。当晚，该图书馆负责人在一次晚宴上亲手将其中一套赠送给我，让我带回北京。目前，这套《金瓶梅》藏于北京老舍纪念馆中。《金瓶梅》英译本的故事是现代英中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一桩非常有趣的事情，也是老舍先生旅英五年里无意之中留下的一个重要足迹。

　　舒庆春1918年以第五名的总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直接被派到京师第十七初级及高等小学去当校长，两年后晋升为北郊劝学员。劝学所是亚教育局，专管当时尚大量存在的私塾学校。两年后因和上级不和主动辞去了薪金相当优厚的劝学员，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书。以后曾在北京教育会任文书，在北京一中兼课极悦官方正版官网，并在北京地方服务团服务，同时在燕京大学补习英文。1924年在宝广林先生和英国人易文思(RobertKennethEvens)先生的推荐下，被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为该院中文讲师。宝广林先生是伦敦大学神学院的毕业生，当时任北京缸瓦市伦敦会基督教堂的主持人，而易文思先生当时是北京燕京大学的英文教授。伦敦传教会驻北京代表，北京萃贞中学校长伍德小姐曾代表东方学院对舒庆春进行考察，并和他签署了赴英教授五年中文的合同。舒庆春于1924年9月24日乘德万哈号客轮抵达伦敦。舒庆春年薪为250镑，按月支付。校长可以根据学生的要求安排舒庆春课程的时数和次数，讲课时间每周最多20小时。当时东方学院中文系有包括舒庆春在内的三位老师，一位是英国教授布鲁斯(Bruce)先生，另一位是英国讲师爱德兹(Edwards)小姐。由1926年8月1日起在未来三年里舒庆春被续聘为标准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年薪为300镑。

　　在伦敦，舒庆春先后住过四个地方，它们除上面提到的St.JamessGardens31号是第二处之外，还有北郊Barnet区Carnarvonstreet18号，舒庆春在此住了初到伦敦的半年时光，十多年后老舍写过一篇名为《头一天》的散文，多次提到它。第三处是TorringtonSquare14号公寓，住了半年多，此处房子于二战中已被炸毁。第四处是伦敦南郊MontrelRoad31号，住了半年就起程回国了。对这四处的房东，老舍在1936年曾写过一篇名为《我的几个房东》的散文，发表在上海的《西风》杂志上，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有许多善意的调侃。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务虽然很忙，舒庆春在东方学院教授的课程有官话口语、翻译、古文和历史文选、道教文选、佛教文选，以及写作。不过东方学院有一个好处，就是假期较长，加起来一年中有五个月之长。假期对舒庆春来说，并不完全自由，因为有的学生利用假期也要学习。只要有学习要求，老师就必须执教。所以，在假期，舒庆春只可能做短期的离开伦敦的安排。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学校课堂中和学校图书馆中度过的。

　　图书馆是他看书和写作的地方。他在五年之中先后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成了一名业余作家。

　　经过五位英国学者和教授的倡议，经过中国驻英大使馆、中国作家协会的积极配合，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决定将St.JamessGardens的老舍故居列为“英国遗产”，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中

　　国作家，他在这栋房子里居住了三年，并创作了他的前两部半长篇小说。他开始使用“老舍”作他的笔名。

　　2003年11月25日，伦敦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这是700多处英国遗产中唯一一处为一位中国人挂的牌子，也是第一块上面有中文字的“英国遗产”牌子。牌子上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写着“老舍”的字样，并注明他是一位中国作家，1925年—1928年曾在此居住。中文字体是按他的夫人胡絜青书写的毛笔字放大复制的。我应邀出席了挂牌仪式，并和查培新大使一起为牌子揭幕。我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特别向英国朋友，向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表示感谢。我特别说明，老舍先生在长篇小说《二马》中曾经着力描写中国因落后而被人瞧不起，他为此痛心疾首，因此将小说的主题定在了“救国救民”上。现在，过了七十多年，英国人决定为这位中国作家挂牌子，标志着中国人被人瞧不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不仅仅是这位中国作家本身的光荣，世道也真是大变啊。

　　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老张的哲学》，写于1925年，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半年，由1926年7月到当年的12月止，开始时署名舒庆春，从第二期起改用“老舍”笔名。这一年他二十七岁。

　　第二年，1926年，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赵子曰》，是《老张的哲学》的姊妹篇，连载于1927年3月号至8月号的《小说月报》，前后六个月。

　　第四年，1928年，又写了第三篇长篇小说，叫《二马》，在《小说月报》连载了八个月，即1929年5月至当年年底。

　　老舍是1929年6月离开英国的，在欧洲旅行了三个多月，主要在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于1929年秋坐船抵达新加坡，在华侨中学教书半年，于1930年2月起程回国，3月到达上海，住在郑振铎家，把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写完，于5月返回故乡北平。

　　这样，老舍离家五年半，自1924年秋至1930年夏，带回来四部长篇小说。

　　当年，当老舍先生走上文坛时，在整体上长篇小说的创作量非常少，以最大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为例，虽然它的篇幅很大，是一本厚厚的杂志，但一年也就连载一部长篇小说。到1929年也才增加到一年发表两部，除《二马》外，另一部是巴金先生的《灭亡》。他当年正在法国巴黎从事无政府主义革命活动，《小说月刊》的编者曾在编者的话中说：“巴金何许人也，我们也不知道。”

　　正因为如此，老舍先生刚一步入文坛，就名声显赫，有点物以稀为贵的味道。所以，老舍先生后来获得了一个美称，他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体文，不同于古典的文言文。这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对中国社会的进程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老舍先生属于“五四”新文学阵营，而且是其中重要的一员，进入现代文学史中公认的文学巨匠“鲁、郭、茅、巴、老、曹”行列。

　　老舍是北京人，出身旗人，是满族正红旗人。这个出身，让他在语言上占了天时地利。

　　中国的方言多达千种，当人们决定推行“国语”时，即选一种方言作母语，全国的人都学着讲这种话，再用这种话作文字的表述体，推行“语体文”，取代文言文，这种被选出来的方言就成了全国人的“国语”了。经过激烈的竞选，北京话被推选为国语的母语，候选的提名还有南京话、苏州话、广州话、武汉话。

　　恰在此时，讲北京话的老舍走上了文坛，他的语言仿佛成了全国人都正在学习的国语的范文，这还了得！当时，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老舍先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为文坛刮来一股清新的风。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先阅读，奔走相告，老舍作品成了知识分子读者的新爱。

　　这三部小说的问世大体上已经构成了老舍独特的文学风格，而这种风格从此基本上一直延续了他的一生。这种风格是如此明显，以致一眼就能把他的作品和其他的同时代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品区别开来。这种文风里既有北京人的机智、诙谐、包容，满族人的多才多艺、礼貌、时代烙下的悲凉，穷苦下层人的悲悯和冷眼，又有英国人特有的幽默。

　　除了语言的特点之外，三部小说的主题也十分抓人，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图强图变，救国救民，一片赤诚，虽然很幽默，很逗笑，但却都是含笑的泪。正像茅盾先生在阅读《赵子曰》之后所说：“在老舍先生的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和热望。”

　　《二马》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书，作者在书中除了描写两名到英国的中国人之外，大量描写了英国人，大量描写了伦敦，都用真实的地名，大量描写了伦敦的四季自然气候。书中有名有姓的英国人一共九位。书中提到的伦敦真实的地名一共三十九处。《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在编者的话中曾对《二马》有这样的评语：“到过伦敦的人，见他所写的伦敦，以及伦敦的人，都将为之叫绝，他写的是那么真切！”用真实的地名作自己的创作的人物和故事的地理背景是老舍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二马》是一个辉煌的例证。有一位叫李振杰的中国学者用了许多时间进行了实地考证，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老舍在伦敦》，对这个文学主张以伦敦为例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二马》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对中英两个民族的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对比。《二马》中老派中国人的代表马则仁先生是老舍创作的“不朽”人物之一，可以和虎妞、祥子、程疯子、老王掌柜这些家喻户晓的老舍笔下的著名典型并列。对书中的英国人，虽然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可爱的人物，但个个都有个性，而且入木三分，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老舍在《二马》里充分运用了一分为二的办法来看待英国人，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肯定的就肯定，非常平实、中肯，也同样让人感动。

　　年轻主人公小马威走进伦敦植物园的竹园，哈腰看竹根插着的小牌子：日本的，中国的，东方各处的竹子，都杂着种在一块。接着就是一番议论：

　　“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马威自己说：“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动物、植物、地理、言语、风俗，他们全研究，这是帝国主义的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知识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废的，知识是永远需要的！英国人厉害，同时，多么可佩服呢！”

　　上世纪20年代英国灵格风出版公司曾托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出版一套针对外国人的汉语学习教材，用灌制唱片的办法教发音，教会话，唱片共十六盘，其中十五盘录了三十篇课文，每张胶木唱片录两课，正反面各录一课，第十六盘作为序篇，是发音练习，并录了两段作品的朗诵，一段是伊索寓言《酸葡萄》，另一段是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片断。

　　全部发音灌录者是C.C.Shu。无形中留下了年轻的舒庆春的声音，当时他二十五岁，声音很清亮，音调比较高，不像晚年的声音那么低沉，但是，一听就知道，是舒庆春的声音，标准的北京音，很漂亮，清脆，嘹亮，好听。每张唱片都装有灵格风的套封，张张上面注明发音灌录者的全名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ChicnChunShu。

　　一个皮制小手提箱装着十六盘唱片，里面还有两本装帧精良的教科书，第一卷是英文卷课本，第二卷是中文卷课本。羊皮书面，烫金书边。第二卷的课文全部是手写的中文，毛笔字体，照片制版印刷而成。书写者是C.C.Shu，无形中又留下了年轻的舒庆春非常漂亮的书法作品，楷书字体，略带点魏碑的味道。

　　这一箱汉语教材的正式名称是《言语声片》，在世界上流行于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直至50年代中期。后来被一套香港出版发行的新灵格风汉语教材取代，不过后者的水平明显不及其前身，后者由于有过多的政治内容而并未流行开来。

　　灵格风《言语声片》内容的作者是三位，即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的三位老师：J.PercyBruce教授、E.DoraEdwards讲师和C.C.Shu讲师。由出版说明中可以看出，从分工上看，其中主要的作者是C.C.Shu，他负责第十六课下到第二十七课下的对话课文撰写，及第二十八课上、下到第三十课上、下的全部课文撰写，大体占全部第二卷汉语课文页数的43%，从发音内容量上则占60%以上，而且是较为复杂的课文部分。十五课以前的课文内容比较简单，是字和词的发音，以及一些简短的句子，不构成专题的内容。从舒庆春负责的第十六课起，会话部分都有题目，是一个一个专题，共十五个专题，诸如“火车站”、“游戏”、“商业谈话”、“新闻”、“洋服庄”、“银行”等等，其中有一些专题不光语言生动，内容也很新颖，传递了作者的一些思想和主张，譬如第二十一课下，题目是《看小说》，有如下的内容：“甲：……我近来看小说的瘾非常的大。说真的，近来出版的小说实在比从前好得多。因为新小说是用全力描写一段事，有情有景，又有主义。旧小说是又长又沉闷，一点活气没有。况且现在用白话写，写得生动有趣，你说是不是。乙：是，我也觉得新小说有意思，因为有一些文学上的价值。”

　　一。内容针对成年人，而不是针对儿童，并不是小学教材，是成人教材，方方面面都有，又具体又细致，实用价值大；

　　三。内容是口语的，并不刻意讲究所谓文法，甚至一点文法也没有，反而是以习惯语气为主，句句都比较短，上口，譬如：

　　从语言学的角度，这部教材的价值也值得重视和研究：首先，可供动态的考察，不到一百年，北京话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言语声片》中有一些说法和用词，现在已经很陌生了，不大使用了，成了“过去式”，如“今天的天气很顺当”、“他刚要起行”、“那个办法不必然好”、“我目下想不起来”、“马先生给我打电”、“商议商议才能定规”、“他昨天应许了”、“兄台要买皮袄”、“叫柜上开发脚钱”、“怎么停着这么些支船呢”、“当然诸事都迟滞一些”……

　　其次，从语气上叠字词和儿化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末末了”、“高高儿的”这些说法现在都不怎么流行了。

　　1994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主任吴荣子女士曾将一套完全的《言语声片》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他们一共有三套半，特别匀出一套带到北京。现在，根据这一套，为便于研究和利用，《言语声片》教科书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完整地复印到了《老舍全集》第十九卷中，其中主要部分可以算作为老舍早期作品的一部分了。而他的声音也根据唱片录成CD光盘，听众随时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厅中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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